“娘娘（祖母）：您好吗？……侬寄的东西很好吃，谢谢侬！弟弟（我）有一百多个字认得了，有好些个字会写了……”
这是年6岁的周海婴写给祖母鲁瑞的信，这封被写得歪歪扭扭的信，鲁瑞反反复复看过，回信后，她还将信笺小心地珍藏起来了。
周海婴给鲁瑞的信
这样的信，有无数封，而这每一封信，无疑都勾起了鲁瑞对孙子的思念之情。可遗憾的是，鲁瑞至死，也未能见到已经14岁的周海婴。
祖孙至死未见，通常只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生死两隔，一种是断绝往来。可鲁瑞和周海婴却并不属于这两种，他们至死不得相见的背后原因，复杂且曲折。
幼年的周海婴并不知道：他出生前，父亲鲁迅原本和祖母住在一起。他更不知道，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鲁迅原配朱安。自然，他对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也知之甚少。
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有意回避与朱安有关的任何话题，而鲁迅在信中也极少提及朱安，每次与母亲写信，他的开头都是：“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”，而结尾则总是：“专此布达，恭请金安。 男树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”。
经考证，鲁迅寄给母亲鲁瑞的120封信中，无一字提及朱安。可此间，朱安一直以“周太太”的名义，寸步不离地陪在婆婆鲁瑞身边。
鲁瑞越老越离不开朱安，自朱安嫁入周家起，鲁瑞的日常生活全由她照顾：朱安能做地道且符合鲁瑞口味的绍兴菜。为此，她曾数次向人夸赞大儿媳的厨艺。
中为鲁瑞；左为朱安
鲁瑞有多盼望儿子和孙子的信，她就有多想念他们。收到周海婴文首那封孩子体的信前，她就已经动了南下去探望他们的心思。
分外想念孙子的鲁瑞还想出了一个法子：请邻居俞芳带自己南下。打定主意后，她对俞芳说：
“他们（鲁迅、许广平和周海婴）来，一行三人，行动不便，还是我去上海好，我到上海可以看到老大、老三（周建人）两家人。”
之后，鲁瑞曾反复絮叨说：“见了面，该送什么见面礼呢？应该讲点故事给他们听，得把孙儿注意力引到娘娘这边，那样他们就都能腾出手来了……”
在一次听婆婆絮叨时，朱安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她说：“路上远着呢，就你和她（俞芳）怕是不行！”
朱安的话终于把鲁瑞点醒了：她已经79岁了，这一去山高路远，她非得带个可心的人一起走才行。这个可心的人，当然最好是朱安了。
而朱安自己，也特别想南下，她一直想见见周海婴。她心里，一直将周海婴视为自己的儿子。她甚至还在周海婴出生后感叹：自己百年后，不会做孤魂野鬼了，因为有了海婴，他会给她烧纸、送羹饭、送寒衣……
朱安的心思，鲁瑞当然知道，她何尝不想带朱安同往呢！可她有顾及，她担心儿子和许广平不会欢迎朱安这位名义上的“原配夫人”。鲁迅一直不待见朱安，在他眼里：她仅仅是母亲的一件礼物，而已！也正因此，数年前，他才会孤身南下，并毅然冒着被天下人唾骂的风险，与许广平同居。
思来想去后，拿不到主意的鲁瑞决定写信去探探口风。于是，她让俞芳代写了一封信，信里她表示：自己想来上海看望他们，只是一个人行动不便，需要在与俞芳同行的同时，带上潘妈（家里的佣人）。
鲁迅很快回信了，信里，他说：有俞芳伴送到上海是再好不过的。但是不能带旁的人，因为一来南北言语、习惯不同，旁的人到上海，未必能发挥作用。
鲁瑞听明白了：儿子是在告诉自己，此次前往上海，只能她一个人和俞芳前来，其他的人，一个也不能带。
收到信后，鲁瑞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结果是她意料之中的，可当这个结果展开在她眼前时，她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
之后的鲁瑞开始做甜干菜，她还亲手晒发芽豆，她似乎准备与俞芳前往上海。可是，临近出发时，她却很“凑巧”地胃不舒服了。她对俞芳说：
“医生让我不要出远门，不可过度劳累，上海我暂时不去了。做的这些菜，我到时候邮寄到上海便是。”
俞芳心里有些纳闷，毕竟：她眼前的太师母鲁瑞，看起来和平日并无两样。但她并没有劝说鲁瑞与自己同往，她觉得那样做有些冒险。
鲁瑞与俞家姐妹（1929年；左二为俞芳）
后来，回忆起这段过往时，俞芳曾带着内疚说：
“如果我劝太师母冒险和我一起去上海，她老人家看到大先生、三先生两家人，祖孙三代团聚。太师母晚年生活必然过得充实、热闹而富有生趣；大先生的身体，在太师母和广平师母的悉心照顾下，寿命或可延长几年，然而……”
俞芳之所以会这样说，显然是因为：她不了解鲁瑞和朱安的感情。此时的鲁瑞与朱安，已经相依相伴30多年了，她们早已情同母女。
就在俞芳准备前往上海与父母团聚前几天，鲁瑞在经过朱安房间时，竟看到她在揉眼睛。鲁瑞以为朱安在哭，她心里难受极了。她下意识地想：若自己这一去，就不能再回来了，朱安怎么办？
朱安一直依靠鲁迅给自己的赡养费过活，她若真去了上海，儿子是否会按时给朱安打生活费呢？若不打，她又怎么生活呢？
鲁瑞同时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，没有朱安在自己身边照顾，她能适应上海的生活吗？若是适应不了，俞芳又不回北京，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
正是基于这些，鲁瑞不得已放弃了前往上海与子孙团聚的机会。
一年后她才知道：自己竟就此错过了与长子鲁迅的最后一次会面。
俞芳南下后，鲁瑞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各种吃食邮寄了过去。她想着：自己没来，他们能吃到她亲手制作的小菜，也是一种安慰。
鲁迅并未在信里详细询问过母亲未南下的缘由，鲁迅不用问也知道：“她不来，定是因为顾及朱安”。长久以来，朱安一直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道墙，只要这道墙还在，他们母子便不可能像普通母子那般“心连心”。
鲁迅对母亲过分在意朱安感受的行为很不理解，早在1932年，鲁迅最后一次北上探母病时，他就对母亲的一些行为很不满。
当年11月9日夜，鲁迅接到电报——电文云“母病速归”，11日晨，他急匆匆从上海北站登上 北去的火车，马不停蹄地赶回曾住过两年多的北京西三条旧寓。母亲那次的病并无大碍，可这次探病后，鲁迅的“心病”加重了。因为，他发现母亲竟把其他孙儿的照片挂在墙上，唯独不挂自己儿子周海婴的。
周海婴31个月
鲁迅当然知道母亲并不是不爱周海婴，他明白：母亲不挂海婴的照片，全因为顾及朱安的感受。
他心里很不平：母亲为了她，就可以完全不顾儿子和孙子的心情了？
鲁迅并未就此事详细询问母亲，但他盯着屋子里的照片看时，鲁瑞已经明白了：她是介意的。鲁瑞并没有解释，也没有告诉儿子“海婴的照片我放在枕头底下了”。
母子俩这最后一次见面都有些膈应，可他们都是不喜欢解释的性格。于是，双方的隔阂便也越来越重了。只是，隔阂归隔阂，它并不能影响母子之间的深厚情谊。都说了，血浓于水。
鲁瑞拒绝前往上海，鲁迅心里也有介意，但他依旧不问，鲁瑞也并不解释。他们之间一切如故，往来信件里，母子俩依旧只聊家长里短，偶尔，他们还聊聊老三周建人。在1935年12月21日的信里，鲁迅曾写道：
“老三因闽北多谣言，搬了房子，离男（我）很远，但每礼拜总大约可以见一次。他进来身体似尚好，不过极忙，而且窘，好像八道湾方面，逼钱颇凶。”
鲁迅故居
1936年起，鲁迅给母亲的信里，除了聊儿子周海婴的“成长烦恼”外，聊得最多的就是：他自己的病情。
鲁迅突然频繁在信里聊自己病情的举动，似乎很有深意，他似乎在提醒母亲：我的身体不行了，可能会走在你前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
7月6日的信里，鲁迅对母亲说：
“不寄信件，已将两月了，其间曾托老三代陈大略，闻早已达览。男子五月十六日起，突然发了，加以气喘，从此日渐沉重，至月底，颇近危险，幸一二日后，即见转机，而发热终不退。”
此时的鲁迅已经被确诊患有严重肺病，他每月都要发病两次，他还曾经生过一次重症肋膜炎。鲁迅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他甚至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。此时的鲁迅，自然比平日思绪更多了。
在与母亲的往来信件里，他的话也较往常更加细碎了。在其中的一封信里，他似无意地写到：
“我的一切朋友和同学，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，海婴每一看见，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，便奇怪地问道：‘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’？”
鲁瑞看到这段话后，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，或许，儿子并没有别的意思，但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疚，她总觉得：儿子这话，似乎是在责备她这个做母亲的。
“如果我没有装病把他骗回来，逼他娶她，他兴许就跟他的朋友同学一样，早就有儿子了。都是我，害他快50岁才得了一个儿子，哎！”鲁瑞嘴里喃喃念着，心里如针扎一般地难受。
鲁瑞清楚地记得，儿子被骗回来结婚后的第二天，家里的帮工就告诉她：大少爷的枕头都湿了。鲁瑞也清楚地看到：儿子一边脸上有靛青，那是枕头掉色后沾在脸上的印记。那一刻，她才知道：自己做了一件错事。
朱安与鲁迅
也是从那以后，鲁瑞决心：不再介入儿子的婚姻，所以老二和老三结婚生子，都是他们自己的安排，她从未插手过。
鲁瑞毕竟不是一般的老妇人，因为幼年时旁听过一年私塾，又自学了很多知识，她也算个小小的文化人。所以，她是明理的，她甚至支持儿子用笔做斗争，哪怕这样做会面临各种危险。
鲁瑞甚至还剪短了头发，并在很早以前就学着年轻人放了足。可偏偏，她知道变通，儿媳却一直死守着传统。鲁瑞一想到朱安不肯听鲁迅劝告“放足”、“进学堂”，她心里就止不住地哀叹：真固执啊，真固执啊！
可鲁瑞也知道：自己的儿媳，除了固执，没有别的任何毛病。她对自己更是一顶一的孝顺，这几十年来的尽心伺候，就是明证。
好儿媳，却不是好太太，鲁瑞曾为了让朱安有机会成为“好太太”做过努力，她让朱安给鲁迅做这做那，甚至让朱安给鲁迅缝过棉裤，可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了。
好在，无论鲁迅多不待见朱安，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依旧很好，似乎从未有过隔阂一般。可真的从未有过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一个毁了儿子一生幸福的母亲，怎么可能母子全无隔阂呢？若真的全无隔阂，自己到了这把年纪，怎会享受不了天伦之乐呢？
不过，鲁迅终于还是有“后”了，虽然他得子时已经48岁了，可终究也是“有后”了。鲁瑞不敢想象：若儿子一生不曾留下任何子嗣，她心里该有多过意不去。
鲁瑞早就通过儿子在信件里的絮叨听出来了：儿子很爱海婴。有时候，一封信几百字，竟全是在说海婴。他什么时候变长了，什么时候捣乱了，他通通会在信里告诉她。只在听儿子讲海婴时，她心里是欣慰的。
可一想到海婴一出生，儿子就已经老了，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
周海婴幼年照
当晚临睡前，鲁瑞一直在想回信的事，没错，她想在信里安慰儿子一番。可第二天提笔回信时，她完全没有提及相关，信里，她只叮嘱儿子注意身体，顺带聊了北京的物价和新看的小说。
这之后，鲁迅在信中越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病了，9月3日的信里，他写道：
“男确是吐了几十口血，但不过是痰中带血，不到一天，就由医生用药止住了。男所生的病，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，其实不是，而是肺病，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。”
鲁迅和母亲写信从来没有避讳，他继续补充说：
“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，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，躺倒过的，就都是这病，但那时年富力强，不久医好了。”
鲁迅补充的这句话言外之意是：以前年轻，倒下了能起来，现在却不好说了。如此明显的提示，鲁瑞定是听明白了。
鲁迅这次躺倒后，一直医了三个月，期间，药更是没停过，可无论怎样，他的病也依旧没有好转。
写完这封信仅仅半个月后，病入膏肓的鲁迅再次提笔给母亲写信，这封信，也成了他给母亲最后的绝笔，汇报完自己的病情后，他写下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再次刺痛了鲁瑞：
“海婴同玛利很要好，因为他一向喜欢客人，爱热闹的，平常也口出怨言，说没有兄弟姊妹，只生他一个，冷静（冷清）得很。”
敏感的鲁瑞不可能不想到：儿子似乎是在借海婴之口抱怨自己孩子太少了。是啊，她活着的三个儿子，个个都有几个子女，唯独长子鲁迅，年近半百才得了一个儿子，哎！
许广平与周海婴（鲁迅寄给母亲信中夹带照片之一）
鲁瑞一面替儿子的健康忧心，一面再次陷入了自责。她对儿子始终抱着亏欠，她对儿媳又何尝不是呢！鲁迅好歹还有个子嗣，可朱安却生生守了一辈子活寡，且没有任何子嗣。
“哎！”再次长叹了一声后，鲁瑞将儿媳朱安叫到了床边，她轻轻道：
“大先生怕是病得重了些，他信上说‘再过一星期停一星期药看一看’，我还是不大放心，你也要有准备……”
朱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半晌后，她又闭上了嘴。她可能想提议“去上海看看大先生”，可一想到自己的出现可能会让许广平等人尴尬，她又觉得不妥。或许，她只是单纯想对大先生的病说一句什么罢！
朱安的欲言又止，让鲁瑞心里更加难受了。当晚，她彻夜未眠，她总觉得儿子的病要不好了。
果然，这之后不到一个月，鲁瑞就得知了儿子的死讯。
整整六日，鲁瑞都没有哭出声来，朱安并不敢当着婆婆的面哭，但鲁瑞已经从她肿大的双眼知道她一定偷偷哭过了。那几天，鲁瑞走路已经不稳了，她每走一步，都需要朱安搀扶着。
鲁瑞老年
鲁迅去世的第七天，鲁瑞终于忍不住哭了，她边哭边对人道：
“端姑死得早，太先生卧病三年，他的逝世总有些想得到的。老四（椿寿）死了几十年，至今我还常常想到他，老大是我最心爱的儿子，他竟死在我的前头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？”
鲁瑞这样哭诉时，朱安只在一旁不住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后背，以给她安慰。这些日子里，她的心里也分外难受，她和鲁迅虽早已是有名无实的夫妻，可在她眼里：他一直是她此生唯一的夫君。如今他走了，她又怎能不伤心呢！
或许是朱安的安慰起了作用的缘故，鲁瑞竟在喘了几口气后，似自我安慰一般地道：
“论年龄，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，也不算短寿了。只怪自己寿限太长！如果我早死几年，死在他的前头，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。”
鲁瑞并不知道，离世前，鲁迅曾数次欲言又止地看向许广平，他似乎想交代什么，但终究什么也没说。
鲁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（摄于1936年10月2日）
没人知道鲁迅未出口的“交代”究竟是什么，但他死前定然会想到母亲，毕竟，母亲在他的一生中，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他的众多作品，如《社戏》、《故乡》等等，都有提及母亲。他的笔名，甚至也用了母亲的姓。
可叹，鲁迅对母亲的情感却终究“复杂”，这种复杂，从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便可见一斑。
鲁迅早期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是慈爱、宽容的，《社戏》里，“母亲以她慈母的情怀护佑着他稚幼的身心……”
然而，鲁迅后期作品里母亲的形象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此时的母亲形象大多表现为：为病入膏肓的儿子从大仙那里求得“保婴活命丸”，为死去多年的儿子迁坟重葬等。
这些描写无一不在透露母亲的愚昧无知和残忍，母亲爱着子女，却完全用封建礼教的旧思想、旧眼光看待自己子女。此时的母亲，已经不是早期用爱为子女撑起一片天地的母亲了，此时的母亲，逐渐转变成伤害子女的刽子手与“毒药”。
鲁瑞当然不知道：儿子是在用文学发泄着他的不满。鲁迅不想让母亲知道，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只让它们在文章里爆发。
他的压抑背后，是对母亲深沉而真挚的爱。
人世间的事，是没有圆满的，鲁瑞和鲁迅这两代人之间的鸿沟，是他们永远无法填满的“缝”。可幸运的是，再深的缝，在“骨肉相连”面前，也仅仅只是“缝”，它终究没有阻断母子之间爱的流动。
鲁迅去世7年后，年85岁的鲁瑞辞别了人世。离世前，她一直反复对朱安絮叨说：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可叹，鲁瑞离世前，心里最挂念的依旧是长子的原配妻子。她对朱安的放心不下，折射出的：谁说不是她对长子满满的爱呢？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