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记者：马思琦 赵文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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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话作为文明与文化的源头和民族精神的承载形式，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直至今天，它或以习俗，或以潜在的意识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。尽管东西方神话叙事存在着各种差异，各民族神话各有鲜明个性，但其缔造出的文明记忆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有共通性。
神话内容完全存在于虚构与幻想吗？东西方古代神话中为何有诸多相似的母题？四川省社科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明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栏目专访，详述神话何以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演进历程，又如何承载人类共通的文明记忆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对于原始神话的认识，有助于对民族文化的寻根溯源。那么，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，何为神话？
周明：神话是产生于人类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各自的立场、观点、研究方法、角度等不同，中外学术界对“何为神话”的问题曾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。
如在西方，神话历史学派的古希腊学者欧赫麦鲁斯说神话是“化装了的历史”；神话隐喻学派的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尼说神话是“古人的寓言”；精神分析学派的奥地利学者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说“神话是整个民族想象和愿望的变形残片……是幼稚人类的古老幻想”等等，说法非常之多。
2021年7月，长沙一建筑上的投影展示希腊神话人物。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 摄
在中国，对于什么是神话的问题，也有各种界说和定义。鲁迅先生认为：“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，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；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”茅盾先生认为，神话是“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，所叙述者，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，虽然荒唐无稽，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，却信以为真”。
我个人认为，神话是原始先民在认识自然、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产生的一种综合意识体，它反映和表现了早期人类的思想、观念、信仰及广泛的社会生活。神话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幻想性和解释性，表现形式是以神灵、魔鬼及超自然的神性英雄为叙述对象的。
中新社记者：虽然世界上的文明形态多样，但是不少远古神话故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，比如天地开辟、人类起源、英雄救世等，能否谈谈这一现象？
周明：在影响世界文化发展最大的几个古文化体系中，都存在有较为类似的神话类型，这些神话类型在学术上被称为神话母题。
从起源上说，相同神话母题的出现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似阶段性高度相关，不同区域的人群有着较为相似的经济基础和条件、社会基础和条件、心理基础和条件、语言基础和条件，以及较为相似的创造者和传承人（如巫师之类），因而造成不同区域文化中相同神话母题的出现。
比如，希腊神话认为，宇宙开始之初，是一片混沌，混沌之神卡俄斯开天辟地，生下了五个子女，宇宙从此划分为天空、大地、地狱、黑暗和白昼。这和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情节一模一样。
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，他用粘土造出了男人，雅典娜给人类灵魂，后来宙斯又造出了女人。这个“剧情”和我们的女娲造人如出一辙。
普罗米修斯悄悄地从太阳上偷走了火种，送给人类，被宙斯用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上。而在中国神话里，有一个叫阏伯的火神，相传他从天上盗取了火种给人类，最后被贬下凡间。
古典时期（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）艺术珍品。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
相同的神话母题都在这些文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并深刻影响着后世文化。
中新社记者：以《山海经》为代表的中国上古神话与西方神话相比较，能否概括出中国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的特点？
周明：首先，就整体而言，西方神话最大的特点是在流传过程中都经历了多次的修改、补充、完善，形成较为完整的叙事体例，其涉及的人物、故事众多且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，而中国《山海经》等秦汉典籍记载的神话在定型后就基本上没有改变过，其内容简单，呈碎片状，没有形成强烈的逻辑联系。
2020年12月，《鲸梦奇缘·神隐山海经》大型室内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在成都开展。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
其次，西方神话所记载和表现的神灵都高度趋向于“人化”——即神灵的世界与人类的生活融为一体，神都和人一样，有喜怒哀乐，也有吃喝拉撒。而先秦至两汉文献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神话，其神灵基本上都具有“半兽半人”形象特征。如“开天辟地”中的盘古，其形象是“龙首蛇身”；“女娲造人”中的女娲形象是“蛇身人首”；东方木神句芒的形象是“鸟身人面”等。
第三，由“人化”和“神化”这一基本差别引申出西方神话更为“写实”，而中国神话更倾向于“写虚”。相比而言，西方神话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，中国古代神话的“超自然”属性则更强烈，远离现实生活一些。
最后，在叙事方式上，西方神话表现得较为细腻完善，神和神之间、神和人之间的相互关联较为紧密。而中国古代神话的叙事方式相对于西方神话来说，就更朴素一些。这一点，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最大的区别之一。
中新社记者：根据您的分析，可以说神话蕴涵着世界各民族古老的文化基因，那么，中国神话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有哪些深远影响？
周明：产生于遥远古代的神话，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，中国古代神话对于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重点体现在以下几点。
一、积极思考、勇于寻根问底的探索精神。在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起源神话中，表现了人们对周围世界和人类生活充满了好奇，他们不断地发出“为什么”的追问，同时按自己的理解给以解释，形成原始的世界观。
二、应对自然挑战的积极精神。《山海经》中“鲧禹治水”“羿射九日”等神话故事，曲折地反映出先民们在面对洪水、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时，不是消极屈从自然，而是通过“鲧”“禹”“羿”等神性英雄积极抗争，体现出不屈不挠的积极精神。
三、持之以恒、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。“夸父逐日”“精卫填海”“刑天舞干戚”就是典型代表。夸父迈开双腿追逐太阳，精卫以一己之力衔西山之木欲填平大海，刑天被天帝砍掉了脑袋仍然“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”，体现出“猛志固常在”（陶潜语）的奋进精神。
2020年9月，江西省婺源县江湾景区将古邑婺源先民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“婺女斩蛟龙”描述成画。中新社发 残弓 摄
中新社记者：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更新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神话并非单纯的幻想与虚构，更承载着人类共通的真实的文明印记，如何理解神话与现实世界的联系？
周明：在中国，神话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限于文学，特别是民间文学领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国外大量神话学理论的引进，很多学者突破单纯的文学研究而转向多学科、多视野、多维度的神话研究，从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等学科对神话这一古老的世界性文化形式进行研究，力图厘清神话与现实的各种问题。
近年来，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学的发展和大量古代遗址的发掘，大量文物的出土，让人们惊喜地看到神话与现实之间竟然有着如此明显的联系。特别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特定的阶段，世界各地出土器物的形状、纹饰、图案、符号等背后，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神话观念的支撑，有着人类文化发展特定阶段的高度一致性和共通性，这种共通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记忆。
因此，深入地从各个角度研究不同地域的神话，找到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和共通性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受访者简介：
周明，1957年生，成都人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四川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、《神话研究集刊》副主编。1982年初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（现西华师范大学）中文系，1983年初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文学研究所，长期担任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的学术助手，协助袁珂先生完成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》《中国神话传说》《中国文学史简纲》《中国民族神话词典》《中国神话史》《山海经校注（修订版）》等学术著作的撰写和出版，主要从事神话学、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。
